整理 | 王尔德毒舌语录（3）
《道林格雷的画像》出版后对于评论家的回复：
“在美的作品中发现丑恶含义的人是堕落的，而且堕落得一无可爱之处。这是一种罪过。”
“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。书只有写得好的或写得糟的。仅此而已。”（但道林就是受到一本书的影响而败坏的。）
“邪恶与美德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时的素材。”
“对一件艺术品的看法不一，说明这作品新颖、复杂、重要。”为了避免这本书被人们当成不道德的作品，王尔德把道德排除在它的领域之外，虽然它揭露了一种虚假、过分的唯美主义干下的蠢行。
海涅曼请王尔德为梅特林克的两出英译剧本撰写引言。1891年10月16日，王尔德来跟他共进午餐，讨论这件事。海涅曼吃惊地发现这位客人表情十分哀痛和忧郁。他急着想知道是谁去世了，王尔德回答说，“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，我在哀悼（以后每一年的生日我都应该这样哀悼）又一年的青春被荒废了，我的夏天越来越枯竭了。”（他当时是三十七岁。）
有一次，王尔德抱怨说一部著名的小说剽窃了他的某个想法，罗斯回答，王尔德他自己就是“一位大胆的文学窃贼”。“亲爱的罗比，”王尔德拖长了调子回答，“当我看到别人的花园中长着—株硕大的四瓣郁金香，我就忍不住想种出一株长有五片奇妙花瓣的巨型郁金香， 但那并不是别人培育一株只有三片花瓣的郁金香的理由。”
王尔德谈论了自己的人生，自己的旅行，自己对生活和感官意识的热爱，他说，“我只把才华用在写作上，而把所有的天赋都挥霍在生活中了。”听到这句话，魏尔伦突然变得认真起来，他俯身跟朗博松在一边说，“这个人是个真正的异教徒。他过得无忧无虑，有了这种无忧无虑，幸福就有一半到手了，因为他不懂得忏悔。”
当他们单独相处时，王尔德表达了对魏尔伦的那种邋遢外表的反感。“男人的第一义务是打扮漂亮，你不这样认为吗？”他问。戈梅回答说，“我知道的仅有的美人都是女人。”王尔德不同意：“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女人根本不漂亮。她们是另外一回事儿，我承认，比方说，她们是华丽的，如果会打扮，佩戴上珠宝的话，但是漂亮，那就根本谈不上了。美反映了灵魂。”
雷诺斗胆提及了王尔德的写作，却被他用手势阻止：“哦，让我们别提那些！我觉得那些事情简直太不重要了。我写那些东西是为了消遣，也为了证明我并不比那些我看不上眼的同代人更逊色，你们的波德莱尔过去也曾这么做过，只不过他比我更有天赋罢了。我的抱负何止是写诗呢。我想要让我的生活本身也成为一件艺术品。我知道一首好诗的价值，但我也知道一朵玫瑰、一瓶上等葡萄酒、一条彩色领带和一碟可口菜肴的价值。”
一个邋遢的女人在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说，“我难道不是巴黎最丑陋的女人吗？王尔德先生。”“不，您是全世界最丑陋的女人，夫人，”他回答。
＊这就像是他对T.P.奥康纳太太的评价。王尔德曾经问她，当她丈夫跟一位年轻的金发女人调情时，她是否会感到嫉妒？“不，”她说，“T.P.就算见到了漂亮女人，他也看不出她的漂亮。”哈罗德·弗雷德里克当时也在场，他说，“请允许我插一句—那你是怎么一回事？”“哦，我是个意外。”“更确切地说，”王尔德补充道，“是一场重灾。”
W.E.享利也在为卡塞尔公司编辑一份杂志，他问王尔德，“你经常去办公室吗？”“我以前每周去三次，每次一小时，”王尔德回答，“但是后来我又减掉了一天。”“天啊！”亨利说。"我每周去五次，每天五小时，当我想要减掉一天，他们为此开了一次委员会特别会议。”“还有，”王尔德继续说，“我从不回复他们的信件。我认识一些人，他们来到伦敦时前途一片光明，由于养成了回信的习惯，我看他们没过几个月就彻底完蛋了。”
1895年1月18日的《圣詹姆斯报》刊登了罗伯特·罗斯对王尔德的采访，他问王尔德是否意识到人们觉得他的谢幕演说有毛病。王尔德回答，“是的，过去人们认为戏剧家上台应该只感谢那些心怀善意的朋友们，为他们的支持和到场。我很高兴地说，我已经改变了这一切。艺术家不该沦为公众的仆人。虽然我一向明白，演员和观众对我的作品表现出了文化上的理解，我同样明白，只有伪君子才会谦卑有礼，只有无能者才会虚心节制。自我肯定不但是艺术家的责任，也是他的特权。”
让·约瑟夫·雷诺说，王尔德的开场白是，先猛吸了一口烟，然后说，“女士们和先生们，在你们面前吸烟也许不太合适，可是……当我吸烟时打断我也是不太合适的。”
1892年3月10日的《波士顿晚间抄报》上发表了一篇玛丽·德门索克斯的文章，她在文中描述了王尔德的演讲，与亚历山大的版本相比，它显得更确切，但没有那么引人人胜。根据她的描述，王尔德说：
我相信，作者有这样的特权，让别人重现他的作品，而他自己却保持沉默。不过，你们似乎希望听到我的话，所以，我接受了你们满怀好意授予我的这种荣耀。我尤其愿意这么做，因为你们好心给我机会感谢所有那些出过力的人，正是因为他们，今晚的娱乐节目才获得了成功。我还要表达我的感激，因为你们能够如此欣赏这出戏的价值。首先要感谢亚历山大先生，他把我的剧本完完整整地搬上了戏台，在他经营圣詹姆斯剧院的期间，这里上演的所有戏剧都具有这种令人钦佩的完整性。如果我要赞扬在解读这个剧本中所有我想要赞扬的人，那么，我就不得不把节目单上的整个演员名单都读给你们听了。不过，我必须感谢剧团，他们不仅复述了我写下的台词，还融入了那个生活圈子的氛围，可以说，这正是我努力想要在你们面前重现的。我得感谢他们每一个人，他们小心之至地填充了每一个细节，直到我的草稿变成一幅完善的画面。我觉得你们就像我一样喜欢这场演出，我很高兴地相信，你们几乎跟我一样喜欢这出戏。
女演员班克罗夫特太太有一次说，他戏剧中的一幕让她想起了斯科尔布戏中的重要一幕，王尔德毫不脸红地说，“完全是照搬的，亲爱的女士。为什么不呢？如今已经没有人读书了。”他对马克斯·比尔博姆也是这态度：“我当然是剽窃了。这是有欣赏力的人的特权。在阅读福楼拜的《圣安东尼的诱惑》的时候，我总是在最后签署上自己的名字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？通过这种方式，最佳百书中的最好书籍上都签署了我的名字。”
我们要求艺术家必须具有原创性，而我所谓的原创性，是处理手法而不是题材的原创。只有那些没有想象力的人才会创作。众所周知，真正的艺术家会利用他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东西，而他是什么都拿的。
“情节是令人乏味的。任何人都可以创作情节。生活中到处都是情节。事实上，路上到处拥挤着情节，必须用手肘推开它们才能够走自己的路。我是从《家庭来使》中借鉴了这个情节，而《家庭来使》—很明智地，我觉得—从我的小说《道林·格雷》中借鉴了情节。人们喜欢听这样的故事，一个邪恶的贵族勾引了有操守的少女，他们喜欢听到一个有操守的少女被邪恶的贵族勾引。我已经把他们喜欢的东西给了他们，所以他们也许能学会欣赏我想要给他们的东西。”
在落幕前，王尔德只说了一句，“女士们和先生们，我遗憾地告诉大家，奥斯卡·王尔德不在现场。”对于这种全新的少言寡语，有人感到失望。于是，为了缓和一下气氛，比尔博姆·切尔说，“我为自己跟这部艺术作品结盟而感到自豪。”（王尔德后来恭维过他：“我一直认为，对于我的戏剧，你是最好的评论家。”“可是我从未评论过你的戏剧，”切尔说。“这就是理由，”王尔德说。
爱是一种多傻的事儿！跟逻辑相比，它连一半的用处都没有，因为它不证明任何事，它总是告诉你那些不会发生的事，让你相信那些不真实的事。
在狱中写给波西的信（他真的很恋爱脑）：
“我芬芳的玫瑰，我娇弱的花朵，我的百合中的百合，也许我将在监狱中检验爱的力量。我要看看，我对你的强烈的爱是否能让苦水变甜。”
出狱以后：
“我的生活就像是一件艺术品。艺术家从不会重复做相同的事情。”
王尔德戴着两枚祖母绿戒指，上面雕刻着神秘的符号，两只手的小拇指上各戴一个。左手上的戒指会带来一切愉悦，右手上的戒指会带来不幸。当被问到为什么他还继续带着右手上的戒指，王尔德说，“我需要不幸，才能够愉快地生活。”
为一个酒鬼朋友辩护：
“如果他不喝酒，他就会变成另一个人了。个性是什么样，就该怎么接受。你不应该介意一个诗人是酒鬼，而应该介意酒鬼们不都是诗人。”
“我觉得我不是智性的思想体系；我有情绪，需要时机；爱，或对爱之面具的激情是我唯一的慰藉。
1894年，他告诉一位采访者（即阿尔米），“永远不要试图改造一个人。人从不会悔悟。为一个人做错的事情惩罚他，以为他会从此痛改前非，这是人们可能犯下的最可悲错误。如果他还有灵魂，这种做法估计会让他比过去还坏上十倍。拒绝屈服于强力，这是高贵天性的一种标记。”
王尔德有一次对他说，“我对数字一无所知，除了二加二等于五。”“不对，”马丁说，“等于四。”“你看，我甚至连这都不会，”王尔德笑着说。
去世之前：
他费了一番劲才走到一家咖啡馆，在那里喝了苦艾酒，然后又很辛苦地走回来。王尔德对克莱尔·德普拉说，“我的壁纸和我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决斗。我们两个中有一个必须离开。”
